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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心“三農”吳聖堂 卞毓方
新聞作者: 瀏覽:421次 發佈時間:2021-02-02

在溫州采風——因為之前寫過一部《尋找大師》——所到之處,人們踴躍向我推薦當地的招牌式人物,如國學泰斗、數學宗師、理論權威、文學大咖、象棋天王、金石巨匠、木雕聖手、武林英傑、音樂名流等等。七八天訪談下來,不由得心生感慨:溫州並非傳說中的重商輕文之地,它的文化底蘊,同樣悠久而厚重——你是否也和我一樣感到意外?

我是被焐熱,甚至被震撼,終於釋然。“大師是一種社會座標,天地元氣。對一個以文化復興為重任的社會來說,大師的存在,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至關緊要,不可或缺。”是的,這話是我說的。我還說過:“找,是一種過程。找的本身,往往比結論更有意義。”然而,當我合上採訪本,滿載而歸;當我伏案,凝神構思;那最先,也最頑強地浮現於腦海的,卻是一位與大師八竿子打不著的草根式人物。

他的名字叫吳聖堂。

吳聖堂是雲岩鄉鯨頭村人。這是一個依山鄰海的古村。歷史的虧欠,曾經又窮又破。地域之所在,一度統轄於蒼南。如今徑直隸屬龍港——就是那個名聞遐邇的“中國第一農民城”——2019年8月,龍港鎮從蒼南縣分出,獨立成市。

龍港,雲岩,鯨頭,聽名兒,就察知這是龍騰鯨躍之鄉。

“你是1958年出生的,對於早年的貧窮,還保留著哪些記憶?”是日,在鯨頭村,我問吳聖堂。

“民以食為天,小時候,最難熬的日子,就是沒飯吃。”他答。

“聽說你母親賣了一擔紅薯,買回七斤米,你卻偷了三斤,送給小學的班主任。”我直視他的眼睛。

“有這事,”他露出憨厚羞澀的笑,“那年我十一歲,小學三年級。”

“你母親發現了嗎?”

“七斤米少了三斤,將近一半,母親立馬發覺。”

“她有沒有追查?”

“沒有。當年沒有,後來也沒有,終生不提這事。”

“這不合邏輯。”我搖頭,“那是拿米粒當珍珠數的年代,發生了這麼大的‘盜竊案’,母親為什麼不追查?”

“我猜她心裏透明,吃准是我幹的,而且肯定送給了老師——我在她面前提過,老師家已經斷糧。”

“你母親真了不起!”我說。

正因為母親如此深明大義,孩子才會如此胸懷寬廣。

念完初中,停學習醫;十七歲入伍,十九歲入黨;二十二歲復員轉業,一邊行醫,一邊搞養殖;因為行端品正,致富有方,二十六歲,被遴選為村黨支部副書記;卸任後趁改革大潮,下海經商;創業有成,最終在北京安家落戶——這是吳聖堂的前期軌跡,踏實,順遂,風平浪靜,波瀾不驚。

不是猛龍不過江,平靜打破在四十而不惑——吳聖堂重返鯨頭村,投資建設水廠。

山區吃水難,這一直是他斬不斷理還亂的心結。

吳聖堂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一久經深思、並獲當地政府一拍即合的決策,竟使他脫了一層皮,又一層皮。

皮從打井脫起。山區水位低,他雇了數十民工,歷時大半年,耗資十來萬,掘得的一方深十七米、長寬各十米的大井,卻在即將竣工之際,為一場不期而至的暴雨沖塌——怎麼辦?咒天無門,欲哭無淚,咬咬牙,挺挺胸,只好從頭開挖。

比起打井,更撓頭的是把水管通到各家各戶。起先僅僅是兩個村——噓,你可不要輕看——村民居住分散,水管所經之處,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得一戶一戶疏通,一米一米推進,小農經濟的視覺障礙、心理梗阻,一句暖心話沒說透,一點真情意未到位,足以叫前功盡棄,功虧一簣。

爾後引進水庫的水,水廠擴大,服務的村子增加到十三個,這是好事,也是麻煩事,個體與集體,民營與國營,宗族與宗派,地下管線與地上道路,明裏協議與暗中鬥角,糾纏糾結,衝突衝撞,如果你沒在基層幹過,很難想像怎麼會有那麼多層出不窮的“鬼打牆”。

開弓沒有回頭箭,中對口村的一位村委會老主任對我說:“吳聖堂身上有一團火,走到哪里,燃燒到哪里,跟他接觸,你會感受到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息。”

又一位老奶奶,鯨頭村的,告訴我:“聖堂在京城娶了媳婦安了家,他已不是我們村裏人,但我看來看去,他一點沒有外心,這後生仔沒忘本。”

俗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吳聖堂在雲岩鄉風風火火、兢兢業業十年苦幹,終於贏得上上下下的認可。2008年,鯨頭村五十位黨員聯名推薦,上級黨委拍板任命,吳聖堂出任村黨支部書記。

離開二十多年,重新回到村書記的崗位,吳聖堂說,他有點措手不及。

回來辦水廠,這是生意,儘管是民生工程,微利,微利也是利。

當支部書記就不一樣。首先面臨兩地分居,妻子在北京,他在鯨頭,開工廠可以來回跑,自由,當書記就要時時刻刻堅守第一線。五十歲的人了,不缺吃,不缺穿,圖個啥?妻子又會怎麼想?

吳聖堂的妻子是中央某單位的公務員,她深知老公的信仰、信念,鄭重考慮,最終表態全力支持——又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女性!

其次是立黨為公,為民表率。工資——分文不取,全部捐給村裏;代步車——用自己從北京帶來的,相關費用也是自己出;長途電話費、溫州-北京的交通費(相隔三千裏之遙的代價)、洽談專案的公關費——個人掏腰包;世俗職務上的外快、人情、紅利——一律拒絕,兩袖清風。

農村工作的重點是“三農”。農業的發展在高質高效,吳聖堂提出向荒原要產量,向薄土爭效益。他帶領村民,將過去因掘土制磚而拋荒多年的數百畝坑窪地進行平整,恢復耕種;從鄰縣運來三百六十噸牛糞,改善土質,增加肥力;在此基礎上,又創建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含括水果種植,淡水養殖,廣辟財源,擴大農民工就業。農村的理想是宜居宜業,鯨頭村歷史久遠,北宋已形成以楊府殿為中心的村落,現存古建古寺甚多,吳聖堂上任後,大抓綠水青山,大力開展宗教民俗文化活動,興修道路、水渠,改造危舊房屋,拓寬街道,捐款修橋(為此賣掉了北京自己名下的唯一一套房產),使最僻塞的死角也首次通上汽車。當然,他也利用自己在京溫兩地的廣泛人脈,為鯨頭村爭取到若干政策上的優惠和專案上的優先,一舉把它打造成省級非物質文化旅遊區民俗文化村。農民的終極目標是富裕富足,吳聖堂大抓精准扶貧,共同富裕。農業上去了,旅遊業上去了,副業、餐飲業也水漲船高。遊客至此,舊貌新顏,今非昔比,一派乘長鯨掀萬裏浪的壯闊氣象。

2020年,六十有二的吳聖堂又添了一個新頭銜:龍港市農業產業發展協會首任會長。看來,他已離不開這片鄉土。屈指二十二年,他在這兒的摸爬滾打並不是順風順水,其中有誤解,也有委屈。但是他秉持初衷,無怨無悔,鐵心“三農”,篤定篤行。吳聖堂的身上洋溢著一股共產黨人的元氣,磅礴浩蕩之氣。一位因他的感召而回村創業的大學生說:“吳叔是反哺鄉梓的草根闖將,為民造福的時代楷模。”一位龍港市的作家說:“吳聖堂樹立了新時代的精神座標。他不是大師,勝似大師——他離開城市,紮根山村,埋頭苦幹,久久為功,集中到一點,就是詮釋共產黨人的擔當,描繪新農村的壯美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