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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昌熾與敦煌藏經洞文獻 莊 吉
新聞作者: 瀏覽:54次 發佈時間:2019-11-20

提起敦煌,朋友們一定會聯想起莽莽戈壁沙漠中那個美麗的月牙泉,還有那個秘境之地——莫高窟,或者是洞窟中讓人匪夷所思的飛天,石龕中佛像靜謐的禪悅,亦或是九色鹿的傳說。如今敦煌早已是世人嚮往的文化聖地,是詩與遠方的打卡網紅。

跋涉:敬業的甘肅學政

1900年,王道士在清理洞窟時無意間發現了一個藏經洞,之後,他偷偷地與英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多次秘密交易,從此,藏經洞中數萬件珍貴古代文獻,被外國探險家們整箱整箱的、堂而皇之的盜運出境。以致於國學大師陳寅恪頓足捶胸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然而,這一切對於那位最早接觸並保護過敦煌文物的蘇州學者來講,他內心的糾結與自責又豈止“傷心”二字。那麼這個人會是誰呢?他就是近代蘇州大學者——葉昌熾。

葉昌熾(1849—1917),江蘇長洲(今蘇州市)人,晚清重要的金石家、版本學家、詩人和藏書家。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等,遷國子監司業加侍講銜,擢升甘肅學政,光緒三十二年(1906)罷歸。著有《藏書紀事詩》、《語石》、《緣督廬日記》。

話說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葉昌熾擢升甘肅學政。經過長途跋涉,不到兩個月,葉昌熾就千里迢迢趕到蘭州上任。接任後不久他便離開省城,先後到涼州、張掖、酒泉、高臺等州府督學,直至天寒地凍的十二月初才返回蘭州。第二年(1903)二月至五月間,葉昌熾又到省內各州府督試生員、考核教諭。光緒三十年(1904),工作勤勉的葉昌熾從二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再次赴下轄州府按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57歲的葉昌熾,從二月至八月繼續在邊塞各地督學。幾年間,他常常徒步跋涉,不辭艱辛,足跡遍及嘉峪關內的各州府縣。

初到甘肅時,葉氏剛巧完成了金石學專著《語石》的初稿,出任甘肅,給他提供了尋訪西北名碑遺石的好機會,所以無論沿途州縣孔廟、城隍廟及寺院、道觀,但凡有碑刻的地方,他必定親自踏勘。同時,他還向各州縣官員發出了若干書信,希望能得到當地重要碑刻的線索,以便補充自己專著中的不足。數年間,確實又收集到了50多通珍稀的碑文,並填補了古代金石史上的許多空白。

意外:喜得藏經洞文獻

從17歲時葉氏就養成了日記的習慣,在他的《緣督廬日記》出版時,有媒體這樣介紹:”督學甘肅之際,四年內於征軺來去,所經各地之文風民俗、土宜山水,以至碑拓志銘之類,亦各有記載。”然而從葉昌熾在甘肅的行跡來看,他平生並未出嘉峪關,沒有去過千裏之遙的敦煌,但他又是如何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結下了不解之緣呢?

原來,為了補充《語石》一書的碑刻資料,剛剛上任的葉昌熾便向各地州府縣衙的主官發去書信,其中也向敦煌縣縣令汪宗翰發出了信件。汪縣令收到葉學政的親筆信當然十分重視,便把眼光投到了剛剛發現藏經洞的莫高窟,差人找到了王道士,並在洞窟內外拓得數個碑刻。

光緒廿九年(1903)十一月,葉昌熾收到了來自敦煌汪縣令寄來的5幅拓片、1尊造象、1幅佛像和4卷寫經。對此,葉昌熾在日記中作了詳盡的記錄,大致說:

十二日,汪栗庵大令自敦煌拓寄《唐索公碑》、其陰《楊公碑》,《季大賓造像》、其陰《乾寧再修功德記》,經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象四分,《皇慶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舊佛象一幅,所繪系《水陸道場圖》……又寫經四卷,皆《大般涅槃經》,筆法遒古,確為唐經……

葉昌熾撫摸著這些珍貴的碑刻資料感慨萬千,而對新發現的藏經洞經卷更是唏噓不已,他寫道:

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門鎔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幾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統張又履、張筱珊所得皆不少。……

保護:原地封存藏經洞

敦煌縣令汪宗翰正式向一位懂行的上司報告了藏經洞的發現情況,身為甘肅學政的葉昌熾自然非常重視,他擔心當地“僧俗不知貴重”,不懂得好好保護文物,於是將敦煌發現文物藏經洞之事向巡撫和藩臺衙門通報,並建議趕緊將洞內的文物運到省城加以保護。

可是當時甘肅財政非常拮据,加上路途遙遠,僅五、六千銀兩的運輸費也無從著落。經反復商議後,葉氏只得代表甘肅巡撫寫信指示敦煌汪縣令將藏經洞文物原地封存。

這一情況,在斯坦因《敦煌秘藏運英記》中得到了印證:“餘等在敦煌已聞及此大批古寫本發現,沙州道臺曾報甘肅巡撫,旋即批令妥存原處。其次蔣與道士談,幸運從道士處得知發現品目錄已為道士所毀,部分中文寫卷確呈送蘭州巡撫矣。”1941年,中央大學教授和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的衛聚賢於隨民國大佬於右任到敦煌考察,他在《敦煌石室》一文中也提及:“葉昌熾建議藩臺衙門將古物運於省垣保存,而估計運費五、六千銀,以運費無著,乃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令敦煌縣長汪宗翰檢點經卷畫像封存。”之後,敦煌研究院資料中心劉永增《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文物之流失》中也說:“甘肅學臺葉昌熾通過敦煌縣令汪宗翰得到藏經洞出土文物多件,建議將藏經洞出土古遺書全部運至省城保管,因運費難以籌措而擱淺。”

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敦煌汪縣令又一次寄來了資料,葉昌熾在日記中寫道:

二十日,謁廟放告。汪栗庵來函,貽《敦煌縣誌》四冊。硃搨一紙,稱為《裴岑碑》……又宋畫絹本《水月觀音象》,……又寫經三十一葉,皆梵文。以上經象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敦煌汪縣令再次寄來了碑刻資料,葉昌熾記道:

初二日,得敦煌汪栗庵大令書,寄贈莫高窟碑十通。擅墨稍精,前得模糊之本可以補釋。……

截止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敦煌縣汪縣令最少向葉昌熾寄去了莫高窟碑刻拓片10通(而之前所寄的拓片比較模糊基本無法辨認),更重要的是,藏經洞出土文物畫像2幅、寫經5卷,以及貝葉經31葉等。後來葉氏聽說敦煌縣令對藏經洞已實施了封存,以為平安無事了。此後一年多時間,再也沒有過問。

罷官:藏經洞失去守護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05年八月初四,清政府突然下令廢除了從隋朝開始長達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消息傳到甘肅時,葉昌熾還在外地督學,等到他趕回蘭州時,他這個甘肅學政已經失業了。他只能眼巴巴地等待朝廷能安置一份差不多的職位,好歹自己也是朝廷堂堂四品大員,不能說沒就沒了吧,然而左等沒消息,右等沒音信。一轉眼就到了第二年開春,58歲的葉昌熾終於明白了,估計就是再等也不會有消息了,倒不如自己辭職來得體面,於是寫了個辭呈罷官回鄉去了。

罷官後,葉昌熾遷居上海,敦煌藏經洞便失去了最重要的守護者。不久,國際文物販子乘虛而入,從王道士手中騙購大批珍貴文獻。直到1911年12月的一天,葉昌熾的朋友張訚如造訪,他才聽說一二:

宣統元年十月十六日:午後,張誾如來,言敦煌又開一石室,唐宋寫經畫像甚多,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載去,可惜也。欲吏邊氓,安知愛古,令人思汪栗庵。

當然,這一消息並不準確,謎底在兩個月後終於揭曉了:

(十二月十三日)午後,張誾如來,攜帶《鳴沙山石室秘錄》一冊,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間所藏經籍碑版釋氏經典文字,無所不有。其精者大半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圖書館。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國守土之吏,熟視無睹。鄙人行部至酒泉,雖未出嘉峪關,相距不過千裏,已聞石室發現事,亦得畫像兩軸,寫經五卷,而竟不能磬其寶藏,輶軒奉使之為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

從以上文字可知,葉昌熾對藏經洞文獻流失海外痛心疾首,也對自己沒把握好機會保護這批絕世珍品而深感愧疚。其實,葉昌熾和敦煌縣令汪宗翰一樣,始終不太清楚藏經洞裏究竟有多少東西,他們都被那個看似木訥的王道士蒙蔽了。如果早清楚藏經洞文獻的真實價值,精通中國古籍文獻的葉昌熾,絕不可能只下令讓汪縣令原地封存藏經洞文書這麼簡單,他肯定會出手盡力保護和拯救的。然而,在清末腐朽無能的統治下,“一切皆有可能”,如同四品大員的葉昌熾一夜之間就丟了自己的官職一樣,誰也無法保證自己有能力保護好藏經洞。就連葉昌熾個人收藏的兩軸畫像和五件經卷,在他百年之後便流散他鄉。

筆者認為,葉昌熾無法保護好藏經洞文物並非偶然事件,而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積貧積弱的歷史必然。